专访|马伯庸:怎样把小说挂在历史的钉子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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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
2020-06-09

马伯庸历史小说,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想象奇谲,或者说,脑洞有点大。但不管想象如何恣肆,读者却并不会对于情节安排感到特别不安。这种信任感来自于他对特定历史时代气质和实态良好的把握,使得他的历史小说拥有了“现场感”。但其实他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很好完成历史小说中的“历史”部分,从《古董局中局》第一部到第三部,有心人能清晰地感受他在历史细节上的改进。6月19日,马亲王来到了由澎湃新闻主办,上汽通用别克-全新一代君越独家冠名的思想湃,与观众分享了他对历史小说的理解。通过马伯庸的讲演,你不仅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会成为微博上炙手可热的文化“网红”——这绝对是思想湃至今为止笑声最多的一场,同时这些幽默和段子背后透露出的内涵和视野,也让我们理解了他能够不断在历史小说这个领域取得新进境的原因。小说可以赋予历史时代精神对于历史,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,那就是历史不容亵渎、历史不容玩笑、历史不容恶搞。在马伯庸看来,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“因为历史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。我们需要以历史为素材烹饪一些东西,以历史为基准来写小说,这并不能构成对历史的亵渎,反而是一种增色。”比如说,福楼拜的《萨朗波》,它被视为现代意义上历史小说的先驱。在这部小说里,福楼拜对迦太基帝国的一次小小叛乱进行了解构。历史上,这次叛乱的起因只是雇佣兵马托因被拖欠薪酬,而纠结起一群人造反。福楼拜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,将马托塑造成了一个公正、善良、具有领袖魅力的人,他的起义也变成了领导下层人民反抗奢靡、贪腐的迦太基贵族。并且福楼拜还在其中添加了贵族女儿行美人计而导致起义失败,女主悔恨殉情等情节。“一个没有任何寓意的简单叛乱事件,经过福楼拜的改造,变成了歌颂爱情、歌颂起义者追求自由的故事。这其实和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是有共鸣的,而殉情的桥段也带有当时法国流行的爱情虚无主义论调。”马伯庸认为,这就是历史小说的魅力所在——它能将枯燥的、没有任何深意的历史事件,变成一个和时代精神共鸣的东西。徐兴业从1937年开始动笔写的《金瓯缺》,同样是借着北宋抗金史来抒发抗战的情绪,“包括我们该如何面对侵略者,面对外来侵略者我们的痛心之处在哪,我们应该思考的地方是什么。”正是看到文学与历史的这种良好互动效果,马伯庸才可以肯定地说,我们需要历史小说。对历史的兴趣源于想要探求其中的“萌点”历史小说的原点是历史,马伯庸对历史发生兴趣,用他自己的话说,是为了寻找其中的“萌点”。对于像他这样的非科班出身的文史爱好者来说,因为从历史中可以找到“萌点”,才觉得历史好玩,才有动力更深入研究下去。以前读《史记》,马伯庸看得有点晕乎。但有一次,他读到《楚世家》时,看到里面讲,楚国讨伐随国,随说我无罪,为什么打我?楚国就回了一句“我蛮夷”,意思是说我是蛮夷我就是不讲理。这么一句话,让楚国一下子在马伯庸脑子里变成了一个“呆萌”霸主,并且对楚文化发生了兴趣。通过对“萌点”的追寻,马伯庸眼里的很多历史人物摆脱了刻板印象。因为发明了“粤犬吠雪”、“蜀犬吠日”、“黔无驴”,他把柳宗元说成是地域歧视的鼻祖;因为经常写诗炫耀有钱有闲,他觉得白居易是朋友圈中最欠拉黑的人。还有悲悲戚戚的爱国诗人陆游,马伯庸发现,老爷子完全就是一个猫奴。几首关于猫的诗,明显反应了陆游与猫的关系上,地位越来越低的过程。在我们熟知的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·其二》里,陆游把自己描述为一个老头孤身躺在寒冷的村子里,想的却是报效祖国。但在这首之前,还有个《其一》,也就那一天他写了两首诗。《其一》的后两句是“溪柴火软蛮毡暖,我与狸奴不出门”,看到这个,马伯庸觉得自己的三观快要崩溃了:“什么僵卧孤村,上来就是溪柴火软蛮毡暖,柴火点上,生起炉子来,毡子一裹,连他带猫一起裹在里面,一边弄一边爽,爽过之后说差不多该爱国了。”但是当然不能只是关注萌点,它的意义是在于激发兴趣。“像看陆游的经历之后,你就会有兴趣读陆游的诗,会有兴趣了解陆游的生平,这些人在你的心目中就会变得非常立体,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萌点很重要。”既有真实,又有“脑洞”,才是好的历史小说从萌点到兴趣,马伯庸渐渐进入研究领域,研究多了,就产生了情怀和爱。但是每段历史都存在空隙,是片段和碎片式的,它不可能完整呈现所有的事件和细节。所以对于像马伯庸这样已经爱上历史的人来说,这不得不说是遗憾。面对这些遗憾,马伯庸选择用“脑洞”去补完它们,由此而产生了写历史小说的源动力。比如说,敦煌藏经洞里充满了无比珍贵的文献,有经卷,有官方文书,有买卖记录,五花八门,什么都有。但是这些经卷文书是谁放进去的,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。于是酷爱敦煌文化的日本人井上靖就写了一本叫《敦煌》的小说,来弥补这些疑问造成的遗憾。但是“脑洞”不能肆无忌惮地开,马伯庸认为,必须是在严格遵循历史逻辑的基础上,然后把它们镶嵌到历史上去。“历史小说中一定不能够改变历史(脉络),我们只是希望在历史(事件)背后补充一些前因后果。既有历史的真实,同时又开很多‘脑洞’,这才是好的历史小说。”《女医明妃传》让皇帝自己读诏书有点过了从技术层面上讲,马伯庸认为,让历史小说拥有历史感,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生活器物、细节的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规则和观念的呈现。比如描写五代宋以前的历史小说,不能出现椅子,因为在那以前没有高桌和椅子,人们的宴饮也是采用分餐制的。再比如说花钱,明代用银子,唐代用铜钱和布帛,大宗交易用黄金,汉代只用铜钱。“像这些细节,有些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,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注意不到,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在这方面下点工夫的话,你就会发现这个小说给我们感觉不一样了。”不光是历史小说,很多历史类的影视剧,之所以给人粗劣感,都是因为在生活器物和细节描摹上不够注意。比如前一阵热播的《女医明妃传》中,“皇帝自己写诏书给弟弟和弟媳指婚,这倒算了,然后还自己念,还是什么‘奉天承运、皇帝诏曰’,这就有点过了。”而像《金瓯缺》中,徐兴业在描写皇帝出行时,用了“锦布障”三个字,一下子就使作品有了历史感。“因为古代皇帝或者贵人出行,一定要跟普通百姓隔绝,就是拿这些很厚的布竖起来像门帘一样给皇上挡住,四面的布要遮的严严实实的,不能让外人看到的,这是真正历史上那些人生活的样子。”生活器物、细节的描摹经过日积月累可以尽可能地做到,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规则和观念的把握就更难了。在马伯庸看来,生活器物是硬件,这个规则观念就是软件,两相结合,历史小说的风格才出得来。但是无论是生活器物还是社会观念,说的都是历史小说中历史的部分,小说的意义则是要体现在超脱历史。“我们在读历史小说,其实最终读的并不是历史,而是我们从历史中发觉出来的跟现代人所产生共鸣的点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点,找到它的现实意义所在,那么这个小说才有它的价值。”尽管现在鲜有二月河、凌力那样的历史小说家出现,但是马伯庸仍然对于当下历史小说写作感到乐观。“历史研究越来越深入,考古发现越来越多,可供使用的资料越来越丰富,这些都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空间。对于历史小说家来说,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。”马伯庸告诉澎湃新闻记者。 澎湃新闻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新闻报料:4009-20-4009